孙犁手书的明信片
孙犁手书的明信片
【资料图】
孙犁手书的明信片
【文坛述往】
近日读《赫尔曼·黑塞与托马斯·曼书信集》，发现两位大家都喜欢用明信片。托马斯·曼晚年流寓海外，常居无定所，明信片提供了不少方便。黑塞使用特制的明信片，上面印有作家手绘瑞士提契诺风光的水彩画。在1951年10月的一封信中，黑塞讲了个关于明信片的故事。德国一所中学布置礼堂，准备在一组浮雕上刻几句黑塞的诗，生性朴实腼腆的黑塞，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在公众场合如此招摇，又不知该怎样拒绝，煞费苦心想出几条理由，却自知没有一条能说服对方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无聊的纠扰。黑塞向好友倾诉：“这是我设想的给遥远北方的答复。可惜人类一则软弱，二则爱偷懒，而我既很软弱又极爱偷懒，结果我没有把那封精彩的拒绝和警告的信寄给校方，而是发了一张明信片，客气地表示同意。顺便说一句：明信片是德国人发明出来送给世界的一样好东西。”读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了孙犁。孙犁先生晚年也喜欢用明信片。
1989年3月，孙犁意外收到老同学邢海潮的来信，邢君系孙犁育德中学的高中同学，毕业后，孙犁无力升学，闯荡北平，曾得到已在北大读书的邢海潮的帮助，后孙犁到白洋淀边同口小学任教，两人失去联系，五十多年未通音问。一朝有信，孙犁大喜过望，当天即以明信片回复：“一别数十年，所历实非一纸能尽。而近日弟又犯眩晕旧疾，故先致一片，以免悬念，稍俟痊可，再为详谈。”孙犁一心想尽快与老同学联系，但过后寻思，明信片固然快捷，然而毕竟几十年未联系，复一张明信片是否简慢了，易致对方误解。孙犁心细，接着补上一信，告知邢君：“本月二十五日寄上一片，不知收见否？日前又托人寄上手边小书一册、刊物一种，前者可藉知弟大体经历，后者可略见晚景情状。兄于闲时翻阅，较弟写信叙述，更易得其详也。”又似附带解释一句：“弟近年写信，皆用明片，已成习惯，想故人不致见怪也。”
其实，能享受到明信片待遇的，大抵是熟人。我手里保存的孙犁先生的信件，都是明信片。
先生逝世十周年时，百花文艺出版社拟重新编辑《孙犁文集》，出一个补订版，责任编辑徐福伟问我，你与孙老熟悉，应该有孙老的书信吧？我说，都是很简短的明信片，先生生前编书信集，没有问起过，我也从来没有拿出来。小徐说，这次编补订版，书信是一大项，能搜集到的，都编进去，你也拿来吧。回家找了一下，手头只有两张。一张是1982年12月，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《孙犁散文选》，先生难得同意了，又不愿过度“炒冷饭”，特意函示划定一个范围：“大光同志：你编选我的散文集，所选篇目，请截止在《尺泽集》，散见而尚未结集的文章，请不要收入。请知照。”一张是1986年6月初，我陪《啄木鸟》杂志编辑江虹，去耕堂约稿，先生拿出新写的一首诗《童年》。江虹返京后，先生似觉不妥，特追我一函：“大光同志：给江虹的诗，我又读一遍，写得不好。希便中将复制件寄我，需要加工。”经过修改，《童年》刊发于《啄木鸟》1986年第6期。
那些年，有事没事常去耕堂闲聊，没把通信当回事，印象中，我也没有给先生回过信，总是一个招呼，抬腿就到。去年夏秋，闲暇中翻旧物，在《散文》月刊旧年合订本中，意外翻出两张明信片，孙犁手书，1979年、1980年各一，都是关于《散文》的稿件，信息量远超已编入《孙犁文集》（补订版）的那两张，我大吃一惊，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兹录于后：
大光同志：
上次你对“读书记”提的意见，我没有听很清楚。现暂定把“可见林彪是昧着良心说话了”（大意）一句，改为“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”。
请你们先在稿子上改一下。
另外，我想请你们代买一些书：新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《孽海花》《廿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各一部，书要干净。
另外，请问问古旧门市部，有无下列各书：中华书局标点的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北齐书》《魏书》《辽史》。
书要整洁。有几种买几种。以上非要紧事，不方便就以后再说。
石英同志送我的诗集收到，谢谢他。
孙犁
十二月廿四日
另外一封是写给石英和我两人的：
石英、大光同志：
石英同志惠赠大作，甚为感谢，当从容拜读。
拙作散文《老刁》一篇，最后一段，我删去了，请把它恢复过来。此篇主题不明，我想不好用的。
另，为吴泰昌同志所写序，已寄去，大光如想用于《散文》，也可致函他，看是否可先发表？
祝
好
孙犁
9月28日
那两年参与筹办《散文》月刊，我早早和先生打了招呼，约定每期供稿一篇，耕堂跑得更勤了。拿稿，送清样，取清样，交换意见，每周总要登门一两次。1979年12月，应该编第二期稿了，创刊号上发了先生的一组“乡里旧闻”，第二期先生说换换口味，写了一组“耕堂读书记”共五篇，第一张明信片上谈到的，就是其中一篇《颜氏家训》，我提过什么意见已经记不得了，那时年轻，看了稿想到什么说什么，反正刊发时照着先生的嘱咐改过了。先生每完成一稿，习惯在稿末缀上时间，这一组系先生写读书记的开篇，1979年12月已然交稿，编入《孙犁文集》时，篇末署“1980年1月”，应该是先生看清样时定稿的时间。在这些细节上，孙犁先生从来一丝不苟。
后一张明信片提到的《老刁》，系“乡里旧闻”系列里的，刊发于《散文》1980年第11期，最后一段，“事隔多年，我也行将就木，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，常常想起他来，但对他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，总是不大清楚，像一个谜一样”，作者经过反复权衡斟酌，还是保留了下来，连同明信片上“主题不明”“不好用”的说辞，颇可见当时刚刚恢复写作的孙犁，心态小心微妙。如果没有这些文字实录，只凭记忆，历史是难以还原的。
当年的明信片，仅看本身，值得留意的信息点亦不少。每张必不可少的两个邮戳，记下邮发和收到的时间，一般是10点发出，15点收讫，最快的一张13点即收到。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，寄明信片可以算是最快捷的联络方式了。多数明信片上还钤有邮递员的名章，以示负责，明信片右上角印有人民大会堂图案的2分邮票，并注明“售价叁分”。发一张明信片只需3分钱，经济实惠，这也是孙犁喜欢用明信片的一个理由。难怪1990年7月，孙犁对前来拜访的《羊城晚报》的万振环说：“现在什么都讲究经济规律。我喜欢用明信片，以前寄一张只要几分钱，现在涨到一毛五了。”这是后话。
（作者：谢大光）（谢大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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